孙立平：资本抽离与社会断裂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已经一年有余。在这期间，整个世界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整个世界也走到了一个转折点上。回顾和消化这一段时间所发生的变化，也许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今世界所面对的一些问题。

当时，特朗普的当选，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所以如此，是人们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的存在：美国社会的潜结构。即那个平时不发声的、往往受到人们忽略的那个结构因素。从实体的角度说，他们主要是白人劳工阶层和“农村中老年白人男性”。在这部分选民中，投特朗普的人数是希拉里的两倍。从结构或相互关系的角度说，人们频繁使用一个词：撕裂，用以说明当前美国社会结构的一个特征。

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个因素，让我们看到当今美国社会，其实也不单单是美国社会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特征，即资本抽离所造成的社会结构的断裂。

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结构中的一对重要关系就是劳资关系。虽然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找使两者能够和谐共处的机制，但由于利益关系，其间的张力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于是，人们看到的是工会、谈判、罢工等等这些现代社会中重要要素的存在。在处理得比较好的时候，两者的关系比较缓和；处理得不好的时候，两者的关系比较紧张。然而这一次的情况却与原来完全不同，这一次不是双方关系的紧张，而是其中的一方抽身而去。

这个过程的基本背景是：随着上个世纪末期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全球化的政治障碍被清除，原来实际上的半球化开始进入真正全球化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率先释放出的是资本这个全球化的先锋要素，使得资本开始具有真正的全球性特征。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资本的形成，意味着国界的淡化，资本无国界从理念变成现实。与此同时，这也就意味着全球性的资本在从本国的社会结构中抽离。

由此造成的结果，劳资的关系不是紧张了，而是坍塌了。由此，一种断裂的社会开始形成了。

说到社会的断裂，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将不同的部分连接在一起的？

这就是社会整合的机制。

法国社会学家德尔凯姆曾经提出过一对概念：机械联系和有机联系。他的意思是说，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分工不明确，大家做着类似的事情，从而形成了大体相同的观念、信仰以及生活方式。这种同质性和相似性把人们凝聚到一起。这就是所谓机械联系。

而到了近代，分工细化了，大家做着不同的事情，社会呈现出越来越强的异质性，这种整合的机制就失效了。但分工形成了互相依赖，种粮食的依赖做衣服的，反过来，做衣服的也依赖于种粮食的。谁都离不开谁。于是在这种差异性和互相依赖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整合机制。他将其称之为有机联系。

但我们要注意到，建立在这种异质性基础上的互相依赖，往往需要一种封闭的环境。

有点类似于国内统一市场形成打破了过去传统乡土社会中的互相依存一样，全球化的过程，特别是在美国这种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则正在瓦解着有机联系建基之上的国内的互相依赖性。于是，人们看到美国的资本在与不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形成了一种新的结合，美国的金融和科技精英与其他国家的蓝领形成了一个链条。

这样，就把他本国中的一部分人，尤其是蓝领和部分中产阶层甩了出去。这就是美国所谓社会断裂的真正含义，而这种情况是不久前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人们对所谓建制派的怒火，对特朗普的支持很多就是来自这里。而特朗普竞选中的许多主张，以及就任以来所做的种种努力，尤其是重振制造业，鼓励制造业资本回归美国本土，甚至吸引外国资本流入美国，可以视之为修复这种机制所做的努力。

换言之，资本的抽离造成了美国原有社会结构的坍塌，从而形成一种全球化背景下的断裂社会。

资本抽离所造成的问题，是因为资本、劳动力、居民这三者的流动性是不一样的。

在空间的意义上而言，资本的流动性是最强的，特别是由于全球化资本市场的形成，资本的流动速度快，成本低。即使是资产形态的资本，由于各种资本运作形式的纷纷出现，其流动性也在明显加强。其次是劳动力的流动性。其实，就劳动力本身而言，其流动性是极强的，但在现实中，由于劳动力是嵌入于各种社会关系和结构之中，其流动还是要受到各种牵制。而作为居民的流动性是最差的，这不仅仅是由于居住地改变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在国与国之间，国籍是其中最重要的壁垒。

这三者流动速率的差异，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紧张。当资本快速流动的时候，劳动力可能被甩在一边；而当劳动力强行随着资本而流动的时候，作为居民的家人可能被甩到一边。美国愤怒的劳工体现的是前者，而中国农民工的两地分居以及大量留守儿童的存在，体现的则是后者。

应当看到，目前的中国，无论是在国际的意义上还是在国内的意义上，也都在面临着类似的资本抽离过程，以及资本抽离所带来的种种问题。

在这当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样的三个过程。一个是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抽离。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苏州。苏州曾以大量使用外资而形成苏州模式。而且这些外资主要集中在实业尤其是制造业领域。但这些年，随着国内外种种因素的变化，这些外资在纷纷撤离。二是中国国内资本的抽离。不仅大企业在海外大规模投资，一些中小型制造业企业也开始将企业迁移到海外劳动力便宜的地方。三是国内资本在地区间的流动以及对特定地区所产生的抽离效应。

这种资本抽离的过程，也将会对中国国内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这是很需要我们给予注意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本抽离的情况下，社会结构变化会产生一种驱动力，这就是朝向民粹与极权的双重变奏。下层被资本抛甩出来，可能会更加向权力寻找寄托，于是就为权力的扩张提供了社会基础。这个问题也许将来我们还可以另文讨论，现在只谈一些最基本的想法。

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中，国家权力、资本、劳工是三个最基本的要素，并由此形成一种最基本的三角关系。在这当中，资本与劳工的关系最具有日常性，也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平时，人们更敏感于两者关系的紧张与对立，但其实，两者更通常的关系是互相依赖。由于前面所述资本的流动性强于劳动力的流动性，因此可以说，劳工对资本的依赖性要更强。而这一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变得更为突出。

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工所面对的是什么呢？不是工资的问题，不是工时的问题，不是福利待遇的问题，甚至不是什么公正不公正的问题，他们面对的是依赖对象抽离之后的真空，是在一对互相依赖的关系中由于其中一方的离去而导致的自己位置的消失。或者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说：人们社会地位最重要的变化，还不是上下的变动，不是地位的下降，而是被结构所抛弃。在这种情况下，靠向权力，希望得到权力的拯救，就成了他们最现实的希望。

达伦多夫在分析极权主义的时候指出，成为极权主义基础的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在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一些毫无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阶层。

这种意义上的变化也许现在仅仅是一个开始，还仅仅是由全球化带来的。如果再考虑到新技术和自动化带来的可能冲击，朝向这个方向的变化将会更为持久和强劲。这是在以前的时代我们所没有面对过的。

每期一图

浙江舟山群岛，摄于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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